书法家的故事

王羲之与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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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伯年 羲之爱鹅图轴
　　许多艺术家都有各自的爱好，王羲之有他特殊的癖好。他很喜爱鹅，白鹅昂首的姿势，性格高洁，鹅的脖子细长，并有弹性，当鹅的脖子摆动时，自然形成一幅曼妙的舞姿。王羲之喜欢白鹅，传说也与他钻研书法有关。他认为执笔时食指要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，运笔时则要像鹅掌拨水，方能使精神贯注于笔端。王羲之模仿它的形态，挥毫转腕，所写的字雄厚飘逸，刚中带柔，既像飞龙又像卧虎。清代有位书法家包世臣，对此种情状作诗曰：“全身精力到毫端，定台先将两足安；悟入鹅群行水势，方知五指力齐难。

　　一天，王羲之乘船出门访友，忽见前面清清的池水上，一群白鹅在戏水，互相嬉逐，它们是那样的矫健俊美。王羲之目不转睛地观赏着白鹅的种种姿态和戏水的情景，一时被这景像迷住了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于是他便向艄公打听，养鹅的主人是谁。艄公说：“这群白鹅的主人是一位道士，你要是喜欢白鹅的话，何不将它买下。”王羲之听了艄公的话，随后找到那位道士的家中。道士知道王羲之是著名的书法家，探明了王羲之的来意后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却不露声色地说："我这鹅是不卖的，倘若右军大人一定想要，请抄写一份《道德经》来换吧。王羲之欣然同意。

　　 回家后，王羲之当即就写了起来，几天后一本《道德经》就写好。王羲之就用这闻名于世的《道德经》换回了山阴道士的一群白鹅。后来唐代大诗人李白还写了一首诗来叙述这件趣事呢！“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《黄庭》换白鹅。”（《黄庭》即指《道德经》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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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错把墨汁当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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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羲之年少的时候，为了写好书法，每天都不停的勤练，每当写完了字，就在门前的那口水池里洗毛笔、砚台。时间一久，池水都变成黑的了，因此，当时的人称那口水池为“墨池”。

　　有次，王羲之聚精会神的在练字，都忘了吃饭，他母亲就叫家僮给他端了一盘热腾腾的馍馍和一碟酱。家僮几次催他趁热快吃，王羲之都只随便的应了几声：“好啦！就吃！”。头也不转的又提起笔来挥洒。家僮没有办法，只得去禀告夫人。

　　不料当王夫人到书房时，却见王羲之手里正拿着一个蘸着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，还嚼得津津有味，而且嘴角尽是黑黑的。母亲又急又疼的把他手中的馍馍抢下，问他馍馍味道如何，他点头说：“很好，很好!就是这酱味道有点苦！”夫人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傻儿子！墨汁怎么可以当酱呢？”

　　看到王羲之学书法如此专注、刻苦，母亲无奈的摇摇头，自然也十分高兴，王羲之的书法将来必定有很高的成就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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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与兰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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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羲之是中国享有盛名的书法家，最有名的作品是兰亭序。唐太宗以后，兰亭序已成为读书人写字必习的范本。兰亭序的摹本、刻本之多，为古今之冠，更有不少人写文章专门讨论这帖。有史以来，从没有第二件书迹如此受到重视的。



　　兰亭，兰并不多，竹却不少。绕亭一泓碧水，隔岸丛丛翠竹。河上架桥，竹作扶手；桥上竖立拱门，竹为门楣；门后一亭，则是竹筋竹骨的“全竹席”，竹棚、竹门、竹窗、竹椅、竹几、竹杯……眼见是竹，手触是竹，也许是兰竹皆为文人雅士所爱吧，总之，初见兰亭，反觉得它称为竹亭兴许更准确些。

　　兰亭的得名，相传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曾在此种过兰草，汉代又在此设过驿亭。而帮助兰亭出名的是王羲之。兰亭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段沉寂和没落，现在的兰亭，系明代嘉靖年间重建，1980年全面修复的。

　　中国古来就有“修褉”的风俗。每逢春花三月，兰蕙送香的时候，古人就采取百花香草，洗澡洁身，祭神欢宴，以避灾祸。“修褉”原来在每年三月上巳（ㄙ）日举行，魏晋以后，固定在三月三日，从洁身祭神，洗除不祥的原意，又逐渐转变为玩赏景物，饮酒作诗，临流聚会的“野宴”大会。参加的高人雅士坐在曲折的溪水两旁，司令的人斟酒一杯，放入溪水漂流，看溪水把酒杯冲到那个人的面前，他就拿起杯来喝酒，喝完后要作诗一首。从杜甫的丽人行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”诗中，可推想当时热闹的情景了。如果你现在来到兰亭的流觞亭前，就会见到一弯溪水，逶迤流淌。水深不盈尺，水面宽不及一米。两岸皆块石为坡，且间有突起的石块，显然是作石凳用的，可以坐人。话说穆帝永和九年（西元三五三年）三月初三，三十三岁的会稽内史王羲之和太原孙统、孙绰，广汉王彬之，陈郡谢安，高平郗昙，太原王蕴等父子辈四十一人，就列坐曲水两旁，装有酒的“觞”(酒杯)就在弯弯曲曲的水上漂流，水流时急时缓，觞也就时飘时停。觞停在谁面前，谁就得赋诗一首，各咏四、五言诗。赋不出诗便罚酒一杯。据说游戏中有11人各赋诗二首，15人各赋诗1首，雅集行将结束时，众人公推王羲之作一兰亭序雅集的序文。王羲之当时已有几分醉意，拿起鼠须笔，在蚕繭纸上面，顷刻写就，文章和字均为一时之冠，人们推为千古杰作。



文徵明 兰亭修褉图卷

　　“兰亭集序”文风清秀、语语珠玑，是古代序跋散文中的妙品，更珍贵的是书法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之颠。此序共二十八行、三百廿四字，字字“天马行空，游行自在。”凡重复的字，写法各不相同，如五个“怀”字、七个“不”字，不同的位置，不同的表现，都依类赋形，千变万化。其中“之”字多达二十字，有的如楷书工整，有的似草书流转，但都大小参差，千姿百态，令人赞叹不已。王羲之酒醒后，连日再写几十本，总觉不如第一次写的，因而更加珍惜，秘藏在家里不轻易示人，并且嘱咐子孙，妥善保存，做为传家之宝。



　　过了流觞亭，前面还有右军祠和御碑亭。右军祠建筑结构奇巧，周围环水，水上建堂，堂中有廊，廊旁有池，池中有亭，亭旁过桥。房子里可见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五景，墙壁上书法可读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五代。那御碑亭内，陈列着一块高6.8米，宽2.6米的大石碑，据说净重达1.9万公斤，是我国最大古碑之一。当然碑的价值关键不在大小，这块碑的价值在于正面为康熙皇帝手书的《兰亭集序》，背面是乾隆皇帝游兰亭写的一首七律《兰亭即事》。祖孙两代皇帝的作品刻于同一石碑，绝无仅有，堪称国宝，俗称“祖孙碑”。

　　兰亭里也有一“父子碑”。传说有一天，王羲之拿着毛笔正在写"鹅池"两个字。刚写完"鹅"字时，忽然朝庭的大臣拿着圣旨来到王羲之的家里。王羲之只好停下笔来，整衣出去接旨。在一旁看的王献之，他看见父亲只写好了一个"鹅"字，"池"字还没写，就顺手提笔一挥，在后接着写了一个"池"字。两字是如此相似，如此和谐，一碑二字，父子合璧，更是成了千古佳话，成就了这块“父子碑”。

　　兰亭因王羲之出名，王羲之因书法出名，故而进得兰亭，都围绕书法布局设计。御碑亭西南，新建了一座兰亭书法博物馆，犹如一处世外桃园，环境十分幽静雅致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一处叫小兰亭的，“兰亭”二字为康熙所书，因无数游客抚摸而碑文渐平，有文人称之为“君民碑”。

[b]戒珠寺 [/b 　　绍兴市区东北隅昌安门内的“戒珠寺”，陈列着“书圣”王羲之的文物。这里原是王羲之的老宅，“戒珠寺”是王羲之终生的内疚。

　　相传王羲之有两样所好，一是爱鹅，一是癖珠。王羲之为了让十指灵活有力，增加书写的气势，他随身都佩带一颗晶莹剔透、珠润玉圆的明珠，不时握在手掌中，来回摩挲。一天，王羲之手搓明珠站在池畔观赏白鹅戏水，忽然家僮通报一位僧人前来造访，王羲之随手将明珠放在桌上，与这位僧友叙谈。其间，又有人来见王羲之，王请僧人稍候，出去会另一客人。回来后，桌上的珠子却不见了，王羲之就怀疑是这位尘外之人，欲心未净，虽不便明言，但脸上流露出鄙夷之色。僧人见状，顿感冤屈，却有口难辨，只好怏怏而去……这位僧人无端遭此不白之冤，伤心过度，竟然茶饭不思，没多久就以“坐化”为名，不吃东西饿死了。

　　没想到，王羲之家中的一只大白鹅突然也病怏怏的不吃不喝，没几天死了。家人感到奇怪，剖开鹅的肚肠，竟发现了那颗明珠。原来那天大白鹅误把明珠当饲料吞进肚里了。王羲之非常难过，深感自己错怪了那位僧友，悔恨交加，十分悲痛，自己竟然为了一颗俗物，而怀疑、伤害自己最真挚的朋友，实在太卑鄙了。自此他戒绝了玩珠之癖，为了纪念这位清白的僧人，于是就把整座住宅和田园的山林一并捐给了佛门建寺庙，并亲笔为寺庙题写横匾“戒珠寺”，悬挂门上，用来悼念僧人也告诫自己。

　　他将住房改建成“戒珠寺”，表示以失落明珠的事件为教训，对朋友应以赤诚相待，不能轻易怀疑人家，使人家蒙受不白之冤。后王羲之西归，其子遵乃父遗命，将尸体涂以火漆，继续尽其职守，奈火漆难以防腐，后遂以塑像代之，故与他寺独特。而寺起名为“戒珠”，一是取《法华经·序品》中“精进持净戒，犹如获明珠”之禅意，二是阐明舍宅之本意。

袒腹东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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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晋时，王家和谢家都是大的家族，社会地位高，时人称他们为“王谢”。我们看羊土谔的诗：“山阴道上桂花初，王谢风流满晋书”，就可相像出来，王、谢家的地位是多么崇高了。

　　正因为王谢是大家，当时的太尉郗鉴，就想在王家挑选女婿。郗鉴这个女儿，才貌双全，郗鉴爱如掌上明珠。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得要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。郗鉴觉得王家与自己情谊深厚，又同朝为官，听说他家子弟甚多，个个都才貌俱佳。一天早朝后，郗鉴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。王丞相说：“那好啊，我家里子弟很多，就由您到家里任意挑选吧，凡你相中的，不管是谁，我都同意。”郗鉴就命心腹管家，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。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，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。寻来觅去，一数少了一人。王府管家便领着郗府管家来到东跨院的书房里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一个袒腹仰卧的青年人，对太尉觅婿一事，无动于衷。郗府管家回去向郗鉴报告：“王家的少爷个个都好，只是他们听到了相公要挑选女婿的消息以后，个个都打扮得齐齐整整，装模作样的循规蹈距；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，袒腹躺着若无其事。”郗鉴说：“那个人就是我所要的好女婿！”于是马上派人再去打听，原来那人就是王羲之。郗鉴来到王府，见到此人既豁达又文雅，才貌双全，当场下了聘礼，择为快婿。现在我们流传的“东床坦腹”、“东床快婿”的成语，就是指这个故事。

　　郗鉴为什么会选中王羲之呢？他大概认为这个青年纯真，不矫饰做作，而且不把个人的事儿放在心上，精力集中于其书法事业上，这正是有出息的表现，有这样的钻劲、迷劲，是不愁不成才的。

吃饺子的感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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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天，王羲之路过集市，见一家饺子铺门口，人声喧嚷，热闹非常。尤其是门旁的那两幅对联，分外惹人注目，上面写着“经此过不去，知味且常来”十个字，横匾上写的是“鸭儿饺子铺”。但是字却写得呆板无力，缺少功夫。
　　王羲之看罢，心中暗想：这样的赖字，也配写匾？又一琢磨：“经此过不去，知味且常来”。——好家伙！这里到底是什么人的买卖，竟能如此夸口？
　　走近一瞧，见铺内有口开水大锅，设在一道矮墙旁边。包好的白面饺子，好似一只只白色的小鸟，一个接一个地越墙飞来，不偏不倚正好落入滚沸的大锅。一锅下满，不用招呼，“小鸟”就停飞了。等到这锅饺子煮好，捞完，“小鸟”又排队一样飞来，准确无误。
　　王羲之十分惊奇，就顺手掏出一些散碎银两，要了一大碗饺子，然后坐下。这时他才发现，饺子个个玲珑精巧，好象浮水嬉戏的鸭儿，真是巧夺天工的奇货！他用筷子将饺子夹起，慢慢地送到嘴边，轻轻地咬了一口。顿时，清香扑鼻，鲜美满口。不知不觉间，把那一大碗饺子，全吞到了肚里。
　　一顿饱餐之后，王羲之对自己说：这鸭儿饺子果然不错！只是门口那副对联的字写得太差，与这美味饺子实在不能相配，我王羲之何不乘此机会为他们另写一副对联，也不辜负我来此一场——想到这里，他便问店伙计：“请问店主人在哪里？” 店伙计用手指着矮墙说：“回先生，店主人就在墙后。”
　　王羲之绕过矮墙，见一白发老太婆坐在面板之前，一个人擀饺子皮，又包饺子馅，转眼即成，动作麻利极了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包完之后，白发老太婆便随手将饺子向矮墙那边抛去，鸭儿饺子便一个一个依次越墙而过。
　　老人的高超技艺，使王羲之惊叹不止。他赶忙上前问道：“老人家，象您这深的功夫，多长时间才能练成？”老人答道：“不瞒你说，熟练需五十年，深熟需一生。”
　　听了这话，王羲之沉默了一会，好象在品尝这句话的滋味。然后又问：“您的手艺这样高超，为什么门口的对子，不请人写得好一点呢？”
　　老人气鼓鼓地说；“先生有所不知，并非老身不愿意请，只是不好请啊！有的人写字刚有了点名气，就眼睛向上，哪里肯为我们老百姓写字。其实，照我看，他们写字的功夫，还不如我这扔饺子的功夫深呢！”老人的活不一定是指王羲之，可是王羲之听了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羞愧难当。于是，他特意为老人题写了招牌、对联，恭恭敬敬地送给了这位老人家，贴在门上。这以后，老人的饺子铺名气更大，生意也越发兴隆了。王羲之也更加虚心，刻苦地练习，后来成为名扬天下的大书法家。

王徽之“雪夜访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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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徽之，字子猷，王羲之子，官至黄门侍郎。性爱竹，尝曰：“何可一日无此君邪！”。《晋书·王徽之传》里记载着一则他“雪夜访戴”故事，历来为文人所称道。

　　王徽之在山阴县住的时候，一天晚上突降大雪。他看到皑皑白雪心生感慨，马上叫下人斟了酒来，一个人在屋里踯躅彷徨，吟诵左思的《招隐诗》。忽然，王徽之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戴逵。戴逵（？～３９６年）：字安道，东晋学者，著《释疑论》反对佛家因果报应说，擅雕塑、书、画、鼓琴。屡征不仕，《晋书》卷９４有传。戴逵当时在剡县，离王徽之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。王徽之根本就不管这些，他命令下人备船，深夜冒雪向剡县前进。 　　

　　经过一个晚上的水陆跋涉，第二天早晨来到剡县。到了戴逵家门前，王徽之突然停住了，他告诉下人，不和戴逵见面了，原道返回。下人很是不解，就问他原故。王徽之说：“我本来是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见不见戴逵根本就无所谓。”

　　王徽之的行径，任性随意，旷达通脱，显示出魏晋时期，名士们任性适情的生活态度。不失清高和风雅，因而“雪夜清兴”之事历来很为后人称道。




王徽之新月帖

王献之擦壁易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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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年，王献之经过几年的学习，书法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，常常得到父亲王羲之和长辈的称赞。被夸多了，不禁自大起来，以为自己的功力已深，可到处替人题诗写字，因此就不再下工夫临池练帖了。
　　有一天，他父亲王羲之宴请友人，杯盏交错，一时书兴勃发，提起笔来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。然后乘兴和客人一起出去赏玩风景了。待父亲走后，心高气傲的王献之，面对墙壁的书法并不服气，他就照着墙上的字临摹几遍，然后他偷偷的把墙上的字擦掉，在原来的地方模仿父亲的字迹重新写过，左看右看，自认为无人能分辨真假。
　　哪知王羲之回来后，看到墙上的字不禁纳闷，细细的看了好久，竟搔搔头叹口气说：“莫不是老酒喝多了，竟写出这么拙劣的字，唉！”王献之在旁边听了，顿时脸红心跳，十分不安。从这以后，他才明白，不下功夫是不可能超过父亲的。从此，他不再盲目自满，而是更加刻苦练字。

铁门限与退笔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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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智永是南北朝时代陈朝永欣寺的和尚，名叫法极，别号永禅师，浙江会稽县人。本姓王，是东晋王羲之第七世孙。大约生在梁武帝年间，死于隋炀帝即位初年。他身历梁、陈、隋三个朝代，活了将近一百岁的高龄。
　　智永的书法，以羲之、献之父子为宗师，笔力纵横，能综合各种书体的特色，尤其擅长草书。他建了一栋楼房，每天专心在楼上习字，他写字很勤，曾立誓：“学不成，决不下楼。”后来果然苦学有成，成了著名的大书法家。当时远近人士，慕名求书的很多，每天络绎不绝地从大门进进出出，连门槛儿都给踏穿了。于是智永在门槛上包了层铁片，这就是当时人人知晓的“铁门限”。
　　智永把写秃的笔头，放在大竹筐里，前后卅多年，日积月累的，居然装满了五大篓秃笔，后来他还特别把这些破笔埋起来，取名：“退笔冢”，并且写文章记叙这个因缘，由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可以想像他学习书法的毅力和专心。


智永《真草千字文》

“臣书第一，陛下亦第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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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王僧虔年轻时就写得一手好字，尤其擅长隶书。早在刘宋朝，宋文帝在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他的一幅白绢扇面书法，赞叹不己，说：“这不只是超过了王子敬(献之)，其骨力内涵，外貌风仪更不一般。不可小看。”王僧虔是晋代三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，而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，则又是王导的从子、从孙。王僧虔的书法是有其家学渊源的。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传统，字写得好，而且对书法理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曾著《书论》一篇。所以宋文帝如是说。
　　 至齐代，王僧虔书法更臻完美，遂成海内名家。太祖萧道成也是个笃好书法的人，即帝位后，书法雅兴仍不减当年。建元中(公元479—482年)，太祖召已是丹阳(今江苏镇江)尹的王僧虔来朝，提出要与他进行书法比赛。王僧虔只得从命。君臣二人各自展纸濡墨，挥毫逞兴。作书完毕，太祖十分得意地问：“联与公卿书法，谁是第一?”王僧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臣书第一，陛下亦第—。”太祖心里明白，自己的书法是不能与王僧虔匹敌的，付度王是否有曲意奉承之露，出如此狡黠之语。于是反问道：“第一就是第一，怎么会有两个第一?”王僧虔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，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。”经他这样一解释，太祖又觉得似乎不无道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公卿可真会说话，既不失之自信，又不得罪人，真可谓善自为谋啊！”话语中流露出对王僧虔应对机变的嘉许。君臣二人当即互赠各自所珍藏的古代名人法书精品。

唐太宗练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　　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，他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，在我国书法史上，他也取得了非凡成就，他的书法笔画爽利，激越跌宕而又浑然天成，他还是第一个以行书写碑的书法家。

　　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，潜心研习书法。尤爱王羲之书法，曾下诏重金征求羲之遗墨，并自撰《王羲之传》。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更是着了魔似的喜爱，一直置于枕边，常于半夜把烛临之，甚至临死前立下遗诏，将这天下第一行书真迹陪葬自己葬入地下。

　　他也善于向当时的书家学习，经常与大臣虞世南、欧阳询、褚遂良等切磋书艺。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，精通古今，文章书法下笔如神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，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。

　　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，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“戈”字最难写，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。有一次，他练习“戬”，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，于是便故意将“戈”字空着不写，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。

　　随后唐太宗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，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：“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的字？”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，始终含笑不语。这时，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:“是像还是不像，你怎么不说话?”魏征连忙说道:“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。”唐太宗说道：“你直言无妨，朕恕你无罪。”这时魏征才奏道:“据臣看，只有‘戬’字右半边的‘戈’旁最似，其余的均相去甚远”。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，感叹不已，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，从而也领悟学习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，要想学有所成，必须痛下苦功。

　　李世民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，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。



李世民《晋祠铭》

张旭判状得教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　　张旭是一位草书大家。他非常爱喝酒，经常喝得酩(mǐng)酊(dǐng)大醉，并呼喊着奔跑，然后他才拿起笔来作书。他所书写出来的作品都是狂草。有时他还发疯般地用头蘸墨写字，清醒以后，他反复观赏自己书写的作品，世人称他为“张颠”。张旭真草兼擅，他的书法为时人所喜爱。
　　有一年，他被派到常熟当县尉。上任后十多天，有一个老人拿着状纸来告状。张旭了解案情后，作了判决，老人走了。过了几天，老人又来了，张旭生气地问老人：“你怎么能因为这样一件小事，再来麻烦我呢？”老人说：“其实，我不是来告状的。因为看到你写的字是那样美妙，想收藏它作为珍品！”张旭听了，觉得不寻常，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。老人说：“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十分喜爱书法，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。”张旭请老人拿来作品观看，的确是天下难得的佳作。于是，他反复学习、研究，从中明白了许多书法的奥妙。

欧阳询“写”《朝日新闻》报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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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朝日新闻》报头

　　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，字信本，唐潭州长沙县（今湖南长沙）人，他练习书法很刻苦，博采众长，精通八种书法，自成一家，人称“欧体”。

　　欧阳询善于学习。有一次，他出使归来，骑马路过一处荒郊野外，在乱草丛中发现西晋书法家索靖书写的一块石碑，停马观赏了很久都舍不得离去。走出几里后，又返回来，下马坐在碑前仔细观看，体会索靖草书的妙处。当晚，他回到了住处，彻夜难眠，想着白天看到的石碑。第二天，天一亮，他又骑马赶到石碑前，反复揣摩，并铺开纸，一笔一画地临摹。就这样，他在碑旁呆了三天三夜，直到索靖草书的笔法融会贯通，了然于胸，才高兴地离去。

　　欧阳询的书法在日本也有很多崇拜者。《朝日新闻》是日本较有影响的报纸，刊名就是欧阳询“写”的。《朝日新闻》1888年在日本东京创刊，欧阳询死于641年，二者之间相差一千两百年，欧阳询如何替《朝日新闻》写报头呢？

　　 原来《朝日新闻》在东京创办时，有几位筹备委员是当时的书法家，他们尊崇欧阳询的书法，因此找出欧阳询的《宗圣观记》，从中选出“朝”“日”“闻”三个字用双钩法描成“填本”，但帖中没有“新”字，他们就用“親”和“析”字分别剔除“见”和“木”，合成“新”字，就这样四个饱满瘦劲的《朝日新闻》四个字成报头字就出现在全日本的眼前了。

“颜筋柳骨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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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民间说起学习书法，往往称道“颜筋柳骨”，当作学书者的楷模。“颜筋柳骨”，是分别指书法家颜真卿（709一785）和柳公权（778—865）的艺术特色。 　　

　先谈“颜筋”。颜真卿的书法，雄强浑厚，韧若筋带，世称“颜体”。俗话说：“书如其人。”欲识颜书，得先知其人品。

　那是天宝末年，叛将安禄山在渔阳敲响了鼙鼓，铁骑南犯，河北郡县望风披靡。唐玄宗闻乱叹道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难道无一忠臣吗？”不久，即闻平原太守首举义师，屡挫贼锋，河北十七郡起而响应，共推其为盟主，聚兵二十万临敌，致使安禄山叛军首尾不能相应，既不敢南向江淮，又不敢急攻潼关。这时，唐玄宗遂又惊喜道：“朕不知平原太守何许人也，竟能若是！”

　这位堪称中流砥柱的平原太守，就是书法家颜真卿，时年四十六岁。

　正是这一年，颜真卿在平原（今山东属县）写下了《东方朔画像赞碑》。碑书笔笔凝重，字字磐石，筋强骨硬，严正峻峭。书法家将其誓死御敌的浩然正气倾注到笔端，化作其艺术的风格了。

　二十八年后，颜真卿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了。他又奉旨去劝谕叛迹已昭然的藩镇李希烈部。这是他的政敌为他设下的陷陕。他明知是险途，但却凛然就道。既至，李希烈养子千人，拔刀横目，汹汹欲试。颜真卿精神矍铄，举止自若，色不少变。叛军未敢贸然动手。

　李希烈欲称帝号，胁迫颜真卿为其宰相。颜真卿守节不从，斥贼为逆，正气浩然。叛将为之失色。李希烈遂拘禁颜真卿，并挖下方丈大坑，传言说：“若不从，即坑之。”颜真卿视死如归，岿然曰：“死生有分，不用罗嗦！”李希烈亦束手无策。

　后来，王师势振，李希烈虑有不测，又命架薪浇油，点起大火，告之曰：“若再不从，立遭火焚。”颜真卿愤然举身投火，又被救止。

　早在这之前，颜真卿度贼势难久，而自身亦难免，遂给朝廷写下遗表，又自己撰就墓志、祭文，并指寝室西壁下说：“此吾葬身之处也！”

　果然，最后叛军情势危急，遂将颜真卿勒死，时年七十六岁。

　颜真卿一生，刚正不阿，忠贞不渝，临死不屈。他为人的品格同其书法的风格一样，浑厚坚韧，正大方严。

　颜体书风没有初唐书风（以欧阳询、虞世南等为代表）的清丽秀媚，却有着盛唐雍容伟壮的风姿。

　人们谈起颜书，多指出它最明显的待色是“蚕头燕尾”、“横轻竖重”。

　何谓“蚕头燕尾”？颜体横、竖笔的起端，下笔时均运用藏锋，而后顿转，故起端形若“蚕头”。它的每一捺笔末端，临终则着力顿挫，再起笔轻轻挑出捺锋，其状若“燕尾”。

　何谓“横轻竖重”？即书写横笔时，用力较轻，笔划也略细，而书写竖笔时，贯注全力，笔划也较重。

　前者给人以力透纸背的感觉，造成了笔力千钧的艺术效果。后者字字都给人以厚度感，具有浮雕美的艺术特色。

　颜书碑帖流传至今的有七十多种，近年还有新的发现。颜体楷书的代表作有《千福寺多宝塔碑》、《东方朔画像赞碑》、《麻姑仙坛记》、《颜帷贞家庙碑》等等。行书名作有《祭侄季明文稿》、《争座位帖》、《刘中使帖》等等。这些都是千余年来学书者争相临摹的范本。

　谈及颜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，清人王文治有诗曰：“曾闻碧海掣鲸鱼，神力苍茫运太虚，间气古今三鼎足，杜诗韩笔与颜书。”作者认为，古往今来，其作品犹如大海搏鲸，神力冲天的，只有三家：杜诗、韩文、颜书。

　在中国书法史上，自王羲之创新以来，王体统治书坛达数百年。唐初书法名家辈出，但皆袭晋人笔意，无所建树。至颜真卿出，始创新书体，体现了盛唐的时代风格，唐代方可言有书法。尔后，宋初书家学颜体，犹如唐初争学王体一样。故宋人有“学书当学颜”的诗句。

　次谈“柳骨”。柳公权，字诚悬，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大书法家。故世人如同称“李杜”、“韩柳”一样，并称其为“颜柳”。

　柳公权书法，初学王羲之，继学颜真卿，并兼采历代书家之长，熔为一炉，自成一体，即“柳体”。柳体间架严谨，风骨挺拔，故有“柳骨”之谓。柳书的代表作有《玄秘塔碑》和《神策军碑》。

　柳公权二十九岁才中进士，初做地方小吏，世不知名。四十几岁时，唐穆宗李恒在寺庙中偶然见到柳公权笔迹，甚为赞赏，思慕其人，柳公权方拜为京官，成为皇帝身边的人。柳公权活了八十八岁，历仕七个皇帝，为官五十余年，官至太子太极,太极,少师。

　史载，柳公权的为人品格，颇似其书风，字字严正，笔笔铮骨。

　相传，唐穆宗在位，荒唐放纵，臣下少有敢谏者。有一次，穆宗问书法运笔如何才能恰到好处，柳公权借机回答说：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穆宗听出了弦外之音，气得脸色都变了。这就是世传的“柳学士笔谏”的佳话。

　唐敬宗李湛，目光短浅，禀性猜疑，无甚作为，却喜颂扬。有次，他在便殿召对六位学士，当谈到西汉文帝崇尚节俭时，就举起袖子说：“朕这件衣服已浆洗过三次了！”学士们纷纷称颂他节俭美德，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。敬宗遂问他为何不说话，柳公权说：“主宰天下的君主，应该进用贤良，斥退不肖，赏罚分明，能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。陛下穿件洗过的衣服，同治国安邦的大功大德相比，这只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啊！”在场的大臣听了都吓得发抖，柳公权犯颜直陈，却毫不畏惧。

　柳公权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其风骨峻峭的书法相表里，均为时人所推崇。公卿王侯们常常以重金聘他书碑。谁家为先人立碑如得不到柳公权的手书，就会被人讥为不孝。外国人来中国贡纳、贸易，也往往另备一份重金，叫做“购柳书”钱。

　柳公权因此家富巨万。他把大宗金银财宝都交给家奴去管，经常被窃去，也不在意。有一次一笥金银酒器又被家奴盗用。柳公权知道了，也只笑笑说：“银杯化羽逸去了。”不予追问。然而，柳公权的笔墨纸砚，图册书籍，都亲自保藏，家人也不得与闻。

取而代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　　宋代有四大书法家最为有名，即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家。苏是苏轼，即苏东坡；黄是黄庭坚；米是米芾；这都无可非议。可“蔡”呢？有人说是蔡京，也有人说是蔡襄，到底是谁呢？其说不一。
　　最通常的说法是，本来这个蔡是蔡京，人们虽然承认他的书法造诣，可特别憎恶他的人品，所以人们不愿意承认他的书法家地位。在宋哲宗元佑年间，他为了排除异己，把司马光等人称作“奸党”，并亲自写碑文，写上他们的“罪状”，刻成碑立在全国。当时有许多石匠拒绝刻这个碑，结果都被坎头处死。等到蔡京一死，人们马上把那座“元佑党人碑”砸个粉碎。人们还把他和当时把持朝政的高俅、童贯、杨戬，并称为“四大奸臣”。
　　蔡京人品极坏，人们怎能容忍他在“四大书法家”的行列之中？所以就把他开除了。可“苏黄米蔡”又说顺口了，就让蔡襄取而代之。
　　蔡襄善于学习先人精华，又特别刻苦努力，书法很有特色。所以人们认为他应该排在“四家”之首，不应该受蔡京的连累排在最后。
　　蔡襄不仅书法造诣很高，而且人品极好。他在朝为官时，敢于直言，连一些权臣都怕他三分。他在福建泉州做官时，修建了后来非常著名的洛阳桥，又修建了七里的林荫大道，为当地人民所欢迎。
　　由此看来，人品比书品更重要，如果一个人只会写好字，不会做好事，人民一定要垂弃他，即使在书坛上也不会给他留下一个小小的地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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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芾学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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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米芾是宋朝的一位杰出的书法家，他小时候很是喜欢书法。但由于年少喜欢玩耍，写字时老是不安心，老是想着其他生活中的趣事。所以，三四年中他的书法进步很慢，不见长进，老师不再教他。米芾被迫离开老师和学校。

　　回到家里，米芾有时感到寂寞无聊，便拿出纸张写的几个字来。

　　一日，一位书生上京赶考，路过米芾家门讨口水喝。

　　书生在米芾家喝了水，见米芾的书桌子上写的几个字，奇怪地问：“这字是你写的？”“正是鄙人所写。”米芾认为写的不错，很是得意。

　　书生说：“我给你写几个字，你看如何？”

　　只见书生把纸张往桌子上一铺，用镇纸把纸张抚平了，凝思片刻。拿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字写的如此潇洒漂亮。米芾看傻了，看呆了。一张嘴张的大大的。书生写完后，说：“你写写看！”于是米芾写了一张又一张，很快写了一大叠。

　　书生看后摇摇头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如果你想跟我学习书法，必须用我的纸张，我的纸五两银子一张。”米芾心想，你的纸张也太贵了些呀！

　　米芾向母亲要了五两银子。

　　米芾用五两银子买了书生一张纸，写字高低下不了手，怎么也不肯下笔。

　　书生见他不动，问：“为何迟迟不动？”米芾说：“这么贵的纸，想好了再写啊！”

　　书生听后笑了，说：“你现在写一个，我看看！”

　　米芾琢磨了半天，终于写的一个字。书生看后点点头说：“写字，不光要用劲，更重要的是要用心才行。”

　　书生上京赶考走了，临走送米芾一个小包，叫他走后才打开。

　　米芾送走书生，打开小包。包里不是别的，正是自己买纸的五两银子。

　　从此，米芾把这五两银子放于书桌上，作为激励自己学习书法的动力，时刻铭记书生的教诲。并认真学习其他书法家的书法结构，运笔力度和运笔技巧。

　　米芾写字后来十分专心，甚至连走路都在思考字的结构和运笔气势。由于他的刻苦努力，终于成了我国一位杰出的书法家。



王羲之《大道帖》(米芾摹本) 纸本，二行，十字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落水兰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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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兰亭序”不管是拓本或摹本，自古以来书家都十分喜爱。元朝的赵孟頫更是酷爱如命。他曾经买到好的“兰亭古拓本”，非常欣喜，乘着船连夜赶回家。不料快到岸时，逢大风浪，船翻覆了，幸好他立于浅水的地方。行李都不见了，他却手持他的“兰亭拓本”，向别人说“兰亭在这里，其他东西都不见了，我不介意”。事后并题了八字于卷首：“性命可轻，至宝是保”，爱惜兰亭到这种地步，真是书坛趣谈。后来的人于是称他的兰亭拓本为“落水兰亭”。

祝允明诗书戏权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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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祝允明是明代书法家，天资聪颖，博览群书，性格豪爽，疾恶如仇。

　　有一位知府的儿子，不学无术，又自以为是。有一天，这位少爷写了一篇文理不通的文章，知府看了喜不自胜，到处炫耀自己儿子的“才华”。好多帮闲文人也帮助吹嘘，有人提出一定要请祝允明来给文章题字。

　　请帖送到了祝允明家，祝允明也不推辞，看过文章，提笔写下了两行诗句： 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知府看后，大喜，帮闲们也说好好好，真乃诗文合璧，交相辉映。

　　不久，这事被唐伯虎知道了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，旁边的一个朋友不解，唐伯虎解释说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是说那位少爷的文章写得不知所云；一行白鹭上青天，是说那位少爷的文章离题万里。”

　　祝允明与唐伯虎是好朋友，有一年，二人一同到杭州游览。这事被杭州太守知道了，太守想请祝允明在一幅古画上题字，但与祝不熟，于是便请自己熟识的唐伯虎来疏通此事。

　　这太守为人吝啬贪财，祝允明想借此机会教训教训他，于是提出要三百两银子做润资。太守只给了一百两。祝便打定了一百两的主意来回敬。

　　这幅画叫做《柳堤送别图》，画面上曲曲折折的河堤，四面皆是柳树，小船待发，河岸上一女子正与人依依惜别。祝允明沉吟片刻，便在画的上方写了如下几句：“东边一棵大柳树，西边一棵大柳树，南边一棵大柳树，北边一棵大柳树。”写毕，便派人将画还给了太守。

　　太守一看就急了，这叫什么玩艺儿，急忙派人把唐伯虎找来。唐伯虎一看，也觉得祝兄闹得过分了，答应与祝允明交涉此事。

　　祝允明见到唐伯虎以后竟然笑了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的题诗照例是三百两银子，他只给了一百两，我能给他写这么多，就很对的住他了。如果他照三百两银子给，我就把诗补齐，包他满意。”

　　唐伯虎只好把这意思转告给太守，太守虽然心疼银子，但事已至此，也只好屈就答应；否则，画毁了，就更亏了。

　　祝允明按约来到太守家，坦坦荡荡收下银子，便开始挥笔续诗，不一会儿，续诗写完了，众人观看，只见画面上写道：“东边一棵大柳树，西边一棵大柳树，南边一棵大柳树，北边一棵大柳树。任凭你南北东西，千丝万缕，总系不得郎舟住。这边啼鹧鸪，那边唤杜宇，一声声行不得也，哥哥!一声声不如归去!”

　　几句续诗，便把全诗激活，把原本开头几句平淡的诗句也变得有了意义。全诗成了一首带有元曲情调的婉约缠绵的离愁别绪的佳作，人情人景，别有一番滋味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项元汴：风雅的生意人 ■莫渔洋　(嘉兴日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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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唐伯虎点秋香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这故事最早是见于一本叫《蕉窗九录》的笔记，而作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书画收藏家、鉴赏家项元汴。总以为像项元汴这样的收藏鉴赏名家，肯定是一丝不苟，严谨到刻板的人物，想不到他也会玩幽默，玩笑要么不开，一开就是一个流传几百年的风流佳话。

　　放到现在，创作了这么个著名小说，肯定要争个著作权、拿个版税什么的，但项元汴根本就不当一回事，因为他有着太多的资本值得骄傲。单是书画收藏一桩，就令人瞠目结舌。根据有关记载，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作品大概在千余件以上，其中宋、元两代的就有500余件，五代以前的有50多件，而且多为名作佳构。就书法来说，单是王羲之的书迹就有8件，如“平安帖”、“何如帖”、“奉橘帖”、“瞻近帖”等。要知道，现在为学术界公认的王羲之作品全世界也不过20余幅。即使在当时，“瞻近帖”就价值银2000两，而明万历年间每亩田不过价值银1两5钱，也就是说，仅这一件“瞻近帖”就是千余亩良田。此外，像唐怀素的“自叙帖”，宋苏轼的“阳羡帖”和米芾“苕溪诗卷”等，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。绘画作品中，荦荦大者有顾恺之的“女史箴图”，王维的“山阴图”，韩干的“照夜白图”，赵孟頫的“鹊华秋色图”，仇英的“汉宫春晓图”，唐寅的“秋风纨扇图”等，都是在中国绘画史上排得上号的。这样的作品，拥有其中一件就足于顾盼自雄，像项元汴这样的富赡，大概就是一个国家博物馆也要自叹弗如了。

　　这么多的珍品是怎么弄到手的？这大概只有项元汴自己知道了。有人说他家产丰饶，是被王世贞称为“天下富家居首等”的十七家之一，但再多的家产，也买不了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名家书画。也有人说他善于经商，理财有方，还经营钱庄等生意，以商养藏，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。还有种说法，说项元汴是在收藏中流通，在流通中收藏，通过书画买卖来收藏精品，这大概是比较靠谱的。以项元汴的交游之广，眼光之准，生意之精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　　做书画生意，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双鉴别真伪的慧眼，这一点，项元汴是颇为自信的。一次他对朋友说，王氏兄弟（指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、王世懋兄弟）的眼睛是瞎的，顾氏兄弟（指明代书画鉴赏家顾从德、顾从义兄弟）的眼睛是眇的（即近视眼），只有文征明是有两只眼睛的，但文征明已经死了，当今天下只有我和你是有两只眼睛的了。说朋友“具两眼”那是客套，说自己“具两眼”那才是真心话。他所收藏的书画基本上是真品、精品。这也许得益于他聘请的“外眼”。为了确保藏品质量，项元汴请以鉴别宋代书画闻名的“文氏二承”，即文征明的两个儿子文彭（字寿承）、文嘉（字休承）长住项家，专门为他从事鉴别。藏书家钱曾在《读书敏求记》中说：“项墨林每遇宋刻，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，故藏书皆精美绝伦。”有了这三人六只法眼，项元汴“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”、“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”，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
　　也许项元汴最让人佩服的，不是他的眼光之精，而在于他的目光之远。当漆工出身的仇英刚刚崭露头角时，项元汴就看出了这是一只“绩优股”，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，为仇英及其女儿仇珠提供优越的生活、学习、研究、创作的环境，让他进入“天籁阁”，观摩、临摹项元汴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，一住就是十余年。而仇英也在“天籁阁”的十余年学习中成为一代大家。仇英出名后，项元汴又出高价收购他的画作，一时仇英成了当时市场价格最高的画家。在项元汴的藏品中，仇英的“汉宫春晓长卷”价值两百金，而文征明的“袁安卧雪”仅16两，唐寅的“画篙山十景册”仅24两，相差悬殊。但到了后来，仇英在“明四家”中排在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之后列最末，且是四人中唯一没有在《明史》有传的。人们有理由怀疑，仇英画作是项元汴一手炒作起来的，两人之间可谓“双向共荣，各得其所”。当时江南的文书画家领袖董其昌也曾在项元汴家里长住过一段时间，据说还做了项家的家庭教师。此外，陈淳、陈继儒、李日华、周履清等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名家、学者、诗人和鉴赏家，都与项元汴过从甚密。书画家通过项元汴的收购来提高身价，项元汴则在此过程中广交朋友、丰富藏品，可谓共赢。

　　做大生意的都有几分怪癖，项元汴也是如此。项元汴的癖好是在每一件书画后面标上买来的价钱，并且在书画上不厌其烦地遍盖自己的印章，引首、前后隔水、骑缝，都钤满了他各式各样的图章，“项子京精玩印”、“子京珍秘”、“项墨林父秘笈印”、“子京所藏”、“项元汴氏审定真迹”等等，少则近十，多则逾百，这几乎成了项氏收藏最显著的特征。这种做法与历来的书画鉴赏家显然是大异其趣的，项元汴也因此大受后世文人诟病，刻薄者将之比为在美人的脸上刺字，称为“书画一厄”。推想起来，书画上写明价格，或许是告诫子孙在变卖时慎重其事，而遍盖印章，或许是他把玩鉴赏一次就盖一印吧，以致有时同样的印章先后盖了三四次。这种癖好虽不足法，但由此也可见项元汴实在有别于寻常的书画收藏家。

　　项元汴(1525-1590)，明代收藏家、画家，字子京，号墨林，嘉兴人

包公不持一砚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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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有一个名字，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。这就是清正廉洁、万世景仰的包拯。在宋代，他因整顿吏治、惩治贪官、解除民困而被称为“包青天”，后世则敬称他为包公。

　　包公于公元1040年，他42岁时到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任知州，成为端州最高行政长官。他主政端州，政声斐然，为端州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。他还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。其中，七星岩的题字是现在仅存的包拯手迹，弥足珍贵。《宋史列传第七十五.包拯传》中还记载有他“不持一砚归”的事迹。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，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　　端州出产的砚十分珍贵，历来被作为献给皇帝的贡品，实行限额开采。过去端州的地方官都以“进贡”名义层层加码掠夺百姓。包公到任不久，探访民情，便听说了这种盘剥砚工的事，针对这种弊病，专门出了一份告示，儆戒官员、士绅不得任意扩大贡砚数目，不准向砚工摊分工钱。这份告示，得到了百姓的拥护。“包青天”的威名便传之百里以外。

　　 三年后，包公离任，端城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。一些名流、士绅纷纷携物相赠，都被包公一一谢绝了。官船在一片赞扬声中解缆沿西江而下，不久就到了一个叫羚羊峡的地方。本来风和日丽，天色晴朗。但船过羚羊峡却风云突变，乌云翻滚，浊浪排空。

　　 包公感到事有蹊跷，心想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，藏于船上？他马上命家人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查问。他的随从书僮忽然跪下：“大人，有一事我忘了禀告，我们离开端州之前，当地乡绅特地送给大人端砚一个，因小的认为是小事，没有启禀，私下替大人收了，现放在船上。”

　　 包公一听，当即命令书僮从速将砚取出。这块端砚，外包黄布袱，砚身雕龙刻凤，鸲鹆眼碧绿晶莹，果然是方好砚。但包公一拿到手，连看也没看一眼，随手将端砚抛到江里。说也奇怪，砚一落江，顿时风平浪静，云开日出。船开行不久，就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洲。包裹端砚的黄布，掉进水里，顺流而下，一片黄光，后来也成为沙滩。据说现在肇庆广利镇的“砚洲”和沙浦镇的“黄布沙”就是这样形成。砚洲和黄布沙离羚羊峡不远，在广州至肇庆必经水路上。

　　 包公“不持一砚归”，正体现了包公的清廉耿介、正直无私，为群众所赞颂，连端砚也增添了身价。



包公掷砚成岛——砚洲

　　 后人根据此传说，在砚洲岛上建起了一座包公祠，至今犹存，香火不断。这就是西江二十景之“砚渚清风”。

“六分半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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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朝扬州“八怪”之一郑板桥自幼酷爱书法，古代著名书法家各种书体他都临摹，经过一番苦练，终于和前人写得几乎一模一样，能够乱真了。但是大家对他的字并不怎么欣赏，甚至被人讥为“书奴”。他自己也很着急，比以前学得更加勤奋，练得更加刻苦了。

　一个夏天的晚上，他和妻子坐在外面乘凉，他用手指在自己的大腿上写起字来，写着写着，就写到他妻子身上去了。他妻子生气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说：“你有你的体(身体)，我有我的体，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体，写别人的体?”顿时，郑板桥仿佛恍然大悟，各人有各人的身体，写字也各有各的字体，本来就不一样嘛!我为什么老是学着别人的字体，而不走自己的路，写自己的体呢?即使学得和别人一样，也不过是别人的字体，没有创新，没有自己的风格，又有什么意思?他一下兴奋得跳了起来。从此，他取各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以隶书与篆、草、行、楷相杂，用作画的方法写字，终于形成了一种“六分半书”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乱石铺街体”，

郑板桥吟诗退小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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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郑板桥辞官回家，“一肩明月，两袖清风”，隐居乡里，潜心钻研诗词绘画安贫度日。

　　 一夜，一小偷打起他的主意，认为做过官的一定家中藏有金银，趁着细雨，小偷悄悄地潜进他家中。天冷月黑，而郑板桥此时刚写完文章躺在床上，辗转不眠。小偷进来被郑板桥看到，于是随口念出两句：“细雨蒙蒙夜沉沉，梁上君子进我门。”

　　 此时，小偷已近床边，听到一惊，知道自己已被发现了，当即伏下身子不动，过了好久估摸着郑板桥睡着了，猫身往前，谁知此时郑板桥翻了一个身又念出两句：“腹中诗文有几卷，枕下金银无半文。”毫无疑问郑板桥已经发现了他，并且在告诉他，家中有墨有笔，金银却是无有，让小偷快退出，另谋他门，小偷心想，不偷也罢。正要退出家门，郑板桥又念出两句：“出门莫惊黄尾犬，越墙勿损兰花盆。”小偷这才真正知道了郑板桥的为人，没有追查而且告诉自己退路，以免被狗咬打坏兰花盆，惊扰乡邻，逮住要吃官司，深感惭愧与感激，蹑手蹑脚地离开了郑家院子，郑板桥又高声吟了两句：“天寒不及披衣送，趁着月黑赶豪门。”郑板桥这种“有礼有节”清明处世的态度被世人传颂，经久不已。

天下第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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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天下第一关”,又名“镇东楼”,即举世闻名的历史古城山海关。古人称之为“两京锁钥无双地，万里长城第一关”。这里位置优越，形势险要，文物众多，气候宜人，风光绚丽，又是旅游者向往的游览胜地。

　　山海关之所以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关”，一是从地理位置上，为万里长城东部起点的第一座关隘；再就从地理形势上，依山襟海，雄关锁隘，易守难攻。长城东部起点的山海关，成为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史上“关”的代表称号了。

　　"天下第一关"建于1381年。“天下第一关”巨匾悬挂于天下第一关箭楼二层正面，长5.8米，宽1.55米，上刻阳文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大字。其中“一”字长1.09米，“关”字竖长1.45米。这五个字，笔划简繁相去甚远，极难布局，但“一”字一笔不显单薄，“关”字多笔不显臃肿。匾上“天下第一关”五个大字，每个字结构讲究，布局章法得当，笔力沉雄，与形势相称，大有镇关之风，为关口增添了威严和光辉，也道出了关口的战略地位。

　　箭楼上现存三块木质匾，其中有两块是后来摹刻的。一为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王治摹刻，二楼外悬挂的是民国九年（1920）杨宝清摹刻。摹刻匾原有落款，后被油漆涂盖。原匾悬于一层楼内。

　　原匾为何人所写，多年来众说纷纭。有史料可查的有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编撰的《临榆县志、建置编、城池卷》记有：“‘天下第一关’相传明肖佥事显书。”民国九年（1920）临榆县令周嘉琛《重修第一关旧额记》中说：“有额曰‘天下第一关’笔力沉雄，与形势相称，游者相传为严分宜（严嵩）手迹。”不过现在大家多倾向于肖显所书。



　　又据由伍联德创办的《良友画报》1933年第七十四期上著文说：“日本又在新年初一用飞机和大炮轰击山海关。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不到第二天就失守了。‘天下第一关’牌匾已经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品，运到东京，陈列在九段上的‘游就馆’了。”这样，就又多出一块牌匾。

　　萧显，为山海关人、明成化年间进士，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。传说萧显家境贫穷，连进京赶考的钱都没有。这时，有一位孤老太太很同情他，她自己并不富裕，却把一块祖传的古砚拿出来卖了十两银子送给萧显，还特意做了白豆干饭、萝卜粉条汤给他吃。萧显感激得热泪盈眶，转身挥毫，在宣纸上写下了：“天下第 关”四个大字，双手托住恭恭敬敬地捧给孤老：“听说皇上要给山海关东门的箭楼挂块'天下第一关'的横匾，我现在先写出这四个字，您到时候献上去，皇上一定会找人补写'一'字，到时您再来找我。”

　　果然，不久，孤老奉旨来找萧显补写“一”字。萧显这时已经考中做了大官了，但他仍恭恭敬敬地对孤老说：“请您老给我磨满满一缸墨，再做一顿当年那样的白豆干饭、萝卜粉条汤吧。”孤老照他的话去做了。吃饱了饭，萧显把头发扎成一根“绳刷子”，伸进墨汁缸，用力一搅，饱蘸浓墨，在宣纸上一甩、一挫、一拖、一顿，一个笔法如神的“一”字就写出来了。 孤老将“一”字献上去，皇上重赏了她，使她得以安享晚年。而从那以后，“天下第一关”这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就高高地挂在山海关东门的箭楼上。

　　还传说萧显受命书写此匾时，先以扁担作笔苦练两个月，最后用肩膀挥动扁担书写，才一气呵成写完此匾，所以力足墨饱，顿挫得当。后人称赞此五字形若蹲猊，雄强而茂密。挂到城楼后，人们发现“下”字少了一点，萧显于是在城楼下团起一块麻布，饱蘸浓墨，飞箭射去，恰好打到点儿上，这一绝招，使“天下第一关”匾额更加声名远播。萧显见名胜之处多有俗人题名刻字，心里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，因而耻于留名.这倒使得他的名字流传得更为久远，也使得“天下第一关”之上所悬匾额成了“天下第一额”呢！

康熙学书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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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康熙的母亲对书法颇有研究，尤其喜欢当时书法大家赵涵的一些字帖，便让康熙学习。康熙也乐此不疲，学习一个时期后康熙觉得差不多了，便试着上街写字。一天，他以秀才的身份去周至县城私访，在大街上铺开纸张，挥笔写到：“莺归燕去长悄然，春往秋来不知年”。

　　因疏忽把悄然的“然”字丢了上边的一点，尽管如此他依然喜出望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听说周至有个赵涵字写得不错，诸位看我的字与赵涵比谁居其上？”

　　话音刚落，一位老者提笔在那个“然”字上添了一点，这一点点得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康熙见状惊问：“请问老先生尊讳？”人群中有人搭话：“他就是我们周至的赵涵！”听说是赵涵，康熙立即请他到酒家，席间便请教起书法来。赵涵也不客气，从运笔到布局，从揣摩到腹稿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康熙听了如醉如痴，不住地称奇：“先生造诣颇深，教诲之言当为师训。”分手时，康熙道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并请赵涵进京称臣。赵涵听说是皇上驾到，吓得连连叩头：“万岁明鉴，恕小人无礼！”

　　康熙私访回京，想试试母亲对书法的眼力，就把在周至大街上写的字拿给她看。母亲拿起字来端详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康熙学字数十年，只有一点像赵涵。”并把赵涵添上的一点指给康熙。康熙听后对母亲更加敬重，从此也坚定了他学习赵涵书法的决心。
（来源：2005-09-19　　老年日报）



《行书柳条边望月周》纸本 行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吴昌硕拜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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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师说一篇陈历历，门生再拜舞蹲蹲”。这是艺术大师吴昌硕题杨见山遗像中的两句诗，忆他承师杨翁的一则轶事。
杨见山名岘，号庸斋，自号藐翁，浙江湖州人。工书法，精经学，擅诗文，特别是他的“八分书”，二分似隶，八分像篆，怪石嶙峋，遒劲古朴，别具一格。他为湖州千臂亭所书“千臂亭”三字及题跋，千钧笔力，字字珠玑，尤为今人所赞叹。吴昌硕与杨见山早年在吴兴华楼桥潜园主人陆心源家认识。那时，杨见山是吴兴有名的“六才子”之一，经常诗酒会于潜园；吴昌硕则随陆氏手拓《千臂亭古砖图录》，早就有拜杨见山为师之意。
吴昌硕辞去安东令以后，流落苏州街头，以卖画为生。一天，他庄重地备了一份大红帖子，一身整齐，去寓庸斋拜杨见山为师。杨见山是个意气潇洒、生活不拘细节的人，一见吴昌硕这副样子：短褂长衫，衣冠楚楚，一进门便拱手长揖，有单膝下跪之意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“俊卿兄，你这是干啥呀？”吴昌硕不知所措，一本正经地回答道：“我是来恭恭敬敬拜你为师的哩！”杨见山听后，双手一摊道：“你看我……”吴昌硕朝他一望，杨见山布衣不整，满头蓬发，脚上的一只鞋子也穿倒了。两人哈哈大笑起来。吴昌硕正要掏呈帖子，杨见山连忙制止道：“快收回，快收回，你我同里同艺，何师之有！”吴昌硕只好收回帖子。为了记志这一承师趣事，他在呈杨翁一首诗中说：“奇文诸子笔，余事八分书，迎客履倒著，说诗头懒梳。”
吴昌硕第一次拜师不成，杨不肯接帖。第二次，他用极其认真的工楷，写了一封长信给杨见山，再次要求“称师”，列于门下。
杨见山看过信，深感吴昌硕求师学艺的挚诚，表示愿意以兄弟相称，共同切磋艺事，但仍婉言谢绝称师。他在长长的复信中说：“来函敬悉，如此称谓（指吴称杨为师），未免太俗，拟仿从前沈仲复与藐订交之例，彼此赠物，即俗间之换帖也。犬马齿差长（杨比吴大25岁），藐潜称兄，君即吾弟。师生尊而不亲，弟兄则尤亲矣。一言为定，白首如新。”吴昌硕读后深为感奋。此后，杨吴两人诗书往来甚密。吴昌硕客苏州、寓沪上时，藐翁不时有诗作寄赠，书画请吴题款，并将自著《迟鸿轩诗集》手稿寄吴指疵；吴昌硕也经常有金石书画呈藐翁教正，对杨见山推崇备至。
吴昌硕和杨见山换帖兄弟相称，深交数十年，但一直师称杨见山，他以“藐翁吾先师”之句题诗作书，并自称“寓庸斋内老门生”。艺术大师尊师重道之忱，虚怀若谷之心，足以传为佳话。

摘自:美术报 孟博远（江苏）